《看得見的城市》航海時代的VOC

何時買這本書我都忘了,2015年出版的書,副標為: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可知談的就是十七世紀航海時代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幾個亞洲港口城市。因為2024暑假歐洲旅行原計劃到VOC東印度公司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總部(位於阿姆斯特丹大學VOC-zaal圖書館),卻沒有如期前去,返國後,看見書架上的這本書徒增好感,我想起《福爾摩沙之王》一書雖為小說體,但也融入史料,談到了大員及長崎;還有年初臺灣歷史博物館的「跨・1624:世界島臺灣」展覽,也有幾幅來自「荷蘭國家博物館」描繪巴達維亞的畫作,我想,以這些過往看過的資料閱讀此書,一定可以直接進入主題。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2024.07.16

《看得見的城市》作者為一荷蘭歷史學家——包樂史(Leonard Blussé),專長為東南亞史、東亞史、華僑貿易史、印尼史⋯⋯等。他希望藉由聚焦三個城市: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今 雅加達)來談論中日兩國在各自海洋領域的傳統關係。而他也在今年來到台灣,在臺灣歷史博物館的「跨·1624:世界島臺灣」展覽中,有一場國際論壇的分享,討論《荷蘭尤紐士牧師為蕭壠社人宣講及施洗圖》一畫作。(影片Link!),我就是搭配此影片一起閱讀《看得見的城市》這本著作的。非常建議朋友觀看這本影片,包樂史老師相當幽默,口條很好,擅於分析,讓人可以很快理解這段歷史。

閱讀此書有一種段段是重點的感覺,抄書都不知該抄寫哪一段了。此書分別從三個城市分章討論。我依序列下重點,文章中的圖皆拍攝於2024年臺灣歷史博物館「跨·1624:世界島臺灣」展覽。 

長崎是中國及荷蘭商人的東道主。而與其他外國人不同的是,唯有中、荷兩國獲准在長崎灣的兩個人工小島上進行交易。⋯⋯廣州和長崎像個多少有點自我中心的農業帝國的零售店,擁有豐富資源,但在許多方面也抑制著商業傳統;而巴達維亞則被建立為一個遠洋貿易帝國的百貨商場,這個帝國在季風亞洲的區域經濟裡獲取養分,並將來自亞洲的消費品提供給歐洲,時間長達近兩個世紀。(p.36)

在過去的航海時代裡,中國海的交通都是被交替的東北及西南季風引領的。這基本上意味著航向南洋——或東南亞海洋地區(maritime southeast)——的中國平底帆船往往在農曆新年前後啟航,並在三、四週之後抵達他們的目的地。接著,他們、會在六月上旬季風改變方向後回航。(p.46)

明朝的海上貿易禁令的本意在於防堵私人海運力量的集結,但卻造成了一個相反的效果。目空一切的中國人在馬來群島向當地統治者尋求保護,並且一如既往地活動。他們甚至裝扮成『南蠻』,並且假裝成來自遠方的朝貢者。⋯⋯這些在東南亞和福建之間航行的朝貢團船員,基本上都還是中國人。他們只是換了服色和旗幟而已。(p.54-55)

荷蘭東印度公司,或稱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以其在亞洲活動廣泛的本質與無限的範圍,被人視為世界第一個跨國公司。它成立於一六〇二年,當時荷蘭共和國正處於從西班牙王國獨立戰爭所延續出的戰事中。荷蘭國會賦予這個遠距公司異常多的特權,包括與好望角東邊的「東方的王子與君主」發動戰爭與締結條約的權力。藉由這樣的處置權,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反叛西班牙王國與葡萄牙國的有效攻擊武器。(p.59)

一六二四年,在大員灣入口處建立的熱蘭遮城(Zeelandia Castle),很快帶來了荷蘭人與日本商人的摩擦,導致德川幕府在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三三年間宣布了對荷蘭的全面禁運。在這些事件獲得了外交上的處理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理事會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公司想繼續在這個驕傲的帝國裡做生意,唯一的選擇就是使在日本的人員全然地遵從當地的規矩和傳統。(p.64)


▲大員熱蘭遮城與市鎮圖(Map of Zeelandia Fortress and Town, Tayouan),1670

年初在台南看的《1624》戶外大型歌仔音樂劇中,有一個有趣的角色,由歌仔戲名伶唐美雲飾演的「挪椅子」(「諾一知」),即彼得・納茨(Pieter Nuyts)。他為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第三任長官,在任期間(1627-1629)發生濱田彌兵衛事件,而他同時被任命為日本使者,解決和日貿易問題,此時就是上述提到日本對於熱蘭遮城建立帶來兩國貿易的問題。

在荷蘭人交出臺灣之後不久,鄭成功開始計劃將他的海上王國擴張到西屬菲律賓,但所有計劃隨著他在一六六三年突然病逝而煙消雲散。鄭氏家族統治臺灣長達二十多年,直至一六八三年,這個明朝最後的避難所被併入清帝國版圖。(p.73)

在一五八〇年,當長崎在葡萄牙人及耶穌會教士的幫助下被開闢為一個通商港口時,廣州作為被規劃給外國商船停泊的中國南方海岸港口,已有近一千年的歷史。不同於廣州與長崎,巴達維亞則基本上是坐落於兩個大帝國的次要商業中心。由於其位於主要貿易十字路口的戰略位置,經由荷蘭以及中國的運輸網路,巴達維亞成為提供中國與日本的熱帶貨物的基地。(p.81)

巴達維亞在一六一九年被建立成一個典型的殖民城堡市鎮,結合了歐洲的規劃及當地傳統,而這些當地傳統又源於原住民港口市鎮的特色,在這個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並掌管的城鎮裡,為數驚人的空間被拿來用作倉庫和碼頭。公司一年平均派出二十五艘左右的船隻前往亞洲,或從亞洲回到歐洲。在此同時,任何一個時刻裡,都有將近四十萬艘船隻航行於亞洲的貿易通路上。(p.92)


▲上圖為印尼萬丹市集的華人,下圖為萬丹市集店舖模樣


▲17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大型帆船模型

自從一六〇九年獲得了德川家康給他們的第一張特許狀起,荷蘭人在日本就不需要支付任何停泊稅或進出口稅。然而,他們必須常規地向當地統治者獻上他們的尊敬與服從。因此每一年,荷蘭大班都會帶著一名外科醫生、一名秘書以及一群腳夫,啟程前往江戶進行一趟「宮廷之旅」。(p.113)

雖然日本的國際貿易量下滑了,但官方仍然持續地重視荷蘭和中國船隻的往返,因為唯有盤問這些船的船員,日本人才能搜集有關更廣大世界的訊息。⋯⋯搜集這些政治訊息的舉動,要和近代日本學者通過所謂「蘭學」(Rangaku/Dutch Studies)達成的、對西方研究的可觀成果一同理解。⋯⋯一八〇〇年,志築忠雄——這位將西方語言學引介到日本的先驅,就以約翰·奇爾(John Keill)出版於一七四一年的《自然科學與天文學導論》(Inleidingetot de waare natuuren sterrekunde)為基礎,寫了一本關於牛頓物理學以及天文學的書。志築本人也是發明「鎖國」一詞的作者。(p.115-117)

廣州的港口費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在交了這些錢以後,就可以開始卸貨,貨物會被轉移到比較輕的駁船上,這些船可以把貨物帶往上游二十英里,直至東印度公司在城牆外設置的各個商行。(p.120)

在十八世紀八〇年代,丹麥、澳大利亞、瑞典、法國、英國及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商行一個挨一個地設置,⋯⋯各個不同國家的商行人員之間有著良好的情誼,雖然他們是貿易上的競爭對手。外國商人只有在交易季節,被允許居住在他們的商行裡。一旦船離開了,這些貨物管理員就打包他們所有的東西並搬家到澳門,享受非貿易季(二月到七月底)的悠閒時光。一七五七年後,他們獲准在那兒租賃房屋,和妻子或情婦消磨假期。(p.121)

在一七九五年之後就沒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到過出島,但是巴達維亞每年都安排一兩艘中立國(如丹麥、布蘭登堡及美國)的船來出島與日本進行貿易,這些船多數掛著星條旗,但是一旦日本海岸浮現在他們的視野中,這些船隻就會降下星條旗並升上荷蘭的三色旗,這樣才能符合日本「只讓來自荷蘭的船進入長崎灣」的規定。(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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