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太陽的臺灣》。1977 年出版的臺灣近代抗日史

習慣紀錄自己一年讀過的書,然後用色筆塗上星等,這一本是我標示五顆星的好書,1977 年就出版的書。

幾月前城邦回頭書展時,yoyo在萬本書中看到此書,興高采烈的她像是挖到寶似地告訴我:「媽媽,你看!這本好像是你會讀的書。」為回應她瞭解媽媽,二話不說就購下,當我開始日日於晨間閱讀時,就如躍入深坑,得時時啜飲咖啡,保持清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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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這本已出版四十年的臺灣本土歷史書時,時常會把時空背景拉到七〇年代,那個時代日常環境還存有反共大陸的標語、鄉土意識與本土藝術受到打壓、美國與台灣斷交(1979年1月1日起)、台灣宣布解嚴(1987年7月15日解嚴)、不太有人提起蔣渭水⋯⋯,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能出版台灣近代抗日歷史是珍貴的,經過四十年後來讀,客觀的歷史史觀更能讓讀者反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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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代抗日史是書中主軸線,此書著墨的是非武裝抗日運動,時間點大概就從一九二一年臺灣議會請願運動開始,到一九三一年蔣渭水逝世。非武裝抗爭指的是透過思想、意識形態喚醒民眾,而這原啟發於當時世界民族自決浪潮湧來,以及中國辛亥革命、朝鮮獨立革命及日本本土民主意識影響。一九二一年也恰是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年,百年後的二〇二一年,台灣各大博物館為這文協百年策展,藉以呼應百年前,知青們喚醒民眾覺醒的動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由於美國總統威爾遜的高唱,在歐洲、亞洲以及非洲的弱小民族都正風起雲湧地興起民族自決或民族獨立運動。這種全世界性的民族運動不僅改變一些古老帝國的版圖,也將世界地圖做了部分的改造。(p.282 )

此書將這群抗日運動者,定義為「先覺者」。

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的推動者,在剛推動時,由於體認臺灣人患的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他們大都基於純樸的動機,懷著啟蒙的心情,認定必須本人先有「自覺之心」,才能「覺人」,這種以「自覺覺人」自期自勉來關懷鄉土的推動者,即是本書所稱的「先覺者」。(p.25 )

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火炬是由留學生點燃,這把火炬雖在島內持續地傳遞,但留學生並沒有脫離戰線。留學日本本土與中國大陸的臺灣留學生,或者在留學地方發出怒吼,或者帶著已經得到武裝的思想回到臺灣奮鬥,他們的組織不僅增加臺灣近代抗日團體的多元性,他們的角色也增加臺灣近代抗日的複雜性,所以不管他們的路線是否相同,方向是否一致,他們的怒吼實各具有代表臺灣近代歷史聲音的意義。(p.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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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覺者受到啟蒙,喚醒民眾、實際行動,初始團結到最後分裂,這期間出現許多組織團體,例如農民組合、民眾黨⋯⋯等,此書都一一介紹。其中我相當喜歡農民組合與楊逵〈送報伕〉一文所做的論述。

一九二六年成立的臺灣農民組合,與日本勞働農民黨建立關係的心理背景,和楊逵筆下的楊君與田中、伊藤的關係,確有妙不可言的相通之處。事實上,可以這麼說,「臺灣農民組合」等於「楊君」,「日本勞働農民黨」等於「田中」加「伊藤」。楊逵在日據時代是屬於農民組合的人,他在實際的接觸上,對於農民的痛苦,自有深入的體驗。他寫〈送報伕〉的目的,當然是在揭發資本家掠奪的真面目及農民被壓迫的真實狀況,但在描寫時,卻也為臺灣農民組合與日本勞働農民黨的關係,做了最好的說明,並提供最佳的例證。(p.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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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者還扼要說明幾個關鍵事件,協助讀者快速理解,在這十年之間發生的問題,其中包含:

議會請願運動

臺灣文化協會

治警事件

二林事件

臺灣的鐵工所爭議

夏季學校

小兒病與老衰症

臺灣民報

 

【議會請願運動】【夏季學校】【臺灣文化協會】

議會請願運動從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第一次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最後一次郵寄貴族院止,前後歷時十四年,經過十五次的請願。⋯⋯第三次請願時,又出現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在日本帝國首都上空,空飄支持請願運動傳單的壯舉。

謝文達從高空丟下傳單事件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文協百年策展的「樂為世界人」展覽,一開始第一展場即展出謝文達事件,似乎透過飛行高空、冒險傳遞思想來傳達願與世界一樣,民族自決、成為台灣人的台灣。

議會請願運動方式,是經由「和日本中央集權要結識,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藉其力量牽制總督府施政,以期緩和他們壓力。」這種方式亦即梁啟超告訴林獻堂的「最好效仿愛爾蘭人支抗英」的方式。

林獻堂邀請梁啟超來台,就是居住在霧峰林家的五桂樓,而此地更是一九二四年間,文協舉辦夏季學校的場所。

文協在分裂以前最主要的貢獻,便是完成喚醒民眾的工作;而喚醒民眾的最主要方法,便是文化演講。文化演講並不是「先覺者」刻意的創造與安排,而是從留日學生組團回臺的巡迴演講中得到靈感與鼓舞。(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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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警事件(1923)】【二林事件】【臺灣的鐵工所】

從一九二一年實際開始的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在推動過程中,可以治警事件、二林事件、臺灣的鐵工所事件三個事件劃分成三個幾段。(p.121 )

二林事件導因於二林農民與林本源製糖會社有關林糖問題的糾紛⋯⋯二林事件是日據時代臺灣農民因陳情而遭受集體迫害的開端,其立竿見影的影響,便是刺激農民運動的快速發展。(p.122 )

農民運動介中,最讓我佩服的是非農民的簡吉。簡吉是鳳山公學校的老師,他在村莊教書時,發現學生在校學習成效不佳,主要是因為放學後還得幫忙家中農務,常常處於過勞狀況,身為教師的簡吉心想,自己在這教書,根本就是「月俸盜賊」,於是毅然決然地辭去教職。想想「月俸盜賊」一詞,不就是現在的「薪水小偷」,現今不難發現也有「偷閒享混」的老師,在課堂中輕鬆授課,這些輕鬆過關的老師若有簡吉的責任心,就不會被學生冠上「薪水小偷」的名號了。

以「月俸盜賊」為由,昂然辭去教職的簡吉,懷著化小愛為大愛的心境,毅然投入農民運動。他從故鄉鳳山開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林事件後不久,鳳山小作人組合改名為鳳山農民組合,公推簡吉為組合長。在「組合長」的帶領下,鳳山農民向陳中和新興會社抗爭,並取得勝利。(p.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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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病與老衰症】

一九二七年以後,當抗日戰線走向分裂而不可挽回之際,蔣渭水以醫生的立場,對當時的分裂陣線,曾做了適當的診斷。他稱全盤接受階段鬥爭路線的人患的是「小兒病」,從抗日戰線退卻下來的人得的是「老衰症」,而「小兒病」與「老衰症」二詞,在當時都是傳誦一時的口頭禪。(p.138 )

【臺灣民報】

一九二三年,當早期「先覺者」決定以白話文創辦《臺灣民報》時,臺灣已脫離中國達二十七年之久,此時絕大多數的臺灣同胞不僅對中國的一切感到陌生,對漢文的使用也相當生硬。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創辦的《臺灣民報》,一方面既成為早期「先覺者」練習漢文的園地,一方面也成為早期「先覺者」移植中國文化的橋樑。(p.215 )

閱讀此書需要冷靜研讀,雖不好讀,但值得作為認識台灣歷史的重要資料。在閱讀此書時,正前後進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兩次,參觀「樂為世界人」展覽,在第一回驚艷歷博館以歷史角度策劃此展時(文學館則以文學角度出發),我接觸到《兩個太陽的臺灣》,深深覺得「樂為世界人」展覽可以此書一同共讀進行。

 

以上有色字,摘自《兩個太陽的臺灣》。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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